9月初，周宁教授从青藏线回到厦门，他说：这几年老找不到给自己的一个学术定位，站在安多草原，忽然想到自己是一个“游牧学者”。我十分赞赏“游牧”二字的精到概括。于是把“游牧学者”的学术视野，自然地移绎进他的新著《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学苑出版社2000年9月北京第一版）。
周宁说写历史像是写戏。叙述中国与西方最初的遭遇与冲突，开幕在公元1500年，即在全球化历史的起点上，欧亚大陆两端，一方是内向收拢的古老内陆帝国，一方是外向扩张的新兴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双方决定各自的未来命运与世界格局的时刻。作者首先在郑和伟大的远航中看出其辉煌中的荒唐，与西方资本主义海上扩张两相对照，揭示出大明帝国官方远航的挥霍性的政治经济本质。郑和以近乎疯狂的形式将中国近4个世纪民间航海传统推向瞬间高峰，然后就突然停止，与明朝的海禁政策一同葬送了中国的海上优势。也就是说，在西方扩张势力进入亚洲海域之前，中国就已经自己消灭了自己的海上力量。中国向内陆收敛，西方向海洋扩张，一个世纪始末，进退之间，遭遇必然发生在中国海岸。
我非常欣赏作者用这样的语言形容两位航海家的结尾和开始：“郑和辉煌的远航结束的时候，葡萄牙船在海上的冒险才卑微地开始。”这是一种此消彼长的世界眼光，他的权衡与评估是贴切的。不要小看这一“卑微”的开始，从此，达·伽马的舰队发现印度；葡萄牙人确立了印度洋及其沿岸的海上霸权；西方文明向东方扩张之势，一浪高过一浪。商人们追逐财富，传教士收获灵魂，追求荣耀的海上骑士们获得宗教与世俗精神相结合的满足……西方人为什么要到中国的问题，在这部书里都有了答案。西方最初与中国的冲突只是贸易文化的而非政治的。而中国与西方的冲突，则主要是政治文化的而非贸易的。正如作者书中指出：“中国有自足的政治经济体系与自足的文化思想体系，既不需要西方的财物也不需要他们的上帝。”
西方商人上不了岸，基督教传教士却进入北京。他们先剃光头发扮成西来和尚，又蓄须留发、戴上方巾装成洋进士。这叫作“以中国的方式进入中国”。他们勤勤恳恳地替皇帝做事，修历法、绘地图、讲授科学，小心翼翼地结交权贵、传播福音。结果却令人失望。不但福音无法进入中国，科学也无法进入中国。
作者的分析眼光独到。西方在经济与文化上刻意进入中国，却没有成功；中国不关心西方，中国的茶叶与孔夫子的思想却进入西方。该书分析了中国形象进入西方的过程：从“传奇的中国”到“地理的中国”，再到制度和人物都优于西方的“哲学的中国”，这是两个世纪间欧洲“中国崇拜”的价值起点。中国成为西方文化自我超越的乌托邦。作者描述与分析的文风细腻而生动，用诸如“在异乡的消息中寻找激动人心的东西”形容启蒙思想家蒙田在阅读中国印刷著作手抚细腻的纸张时的欣喜，以为“那是一个不论对西方世界，人类精神，还是对中西文化交流，都非常令人感动、振奋的时代”。
当西方与中国都开始进入对方世界的时候，冲突与较量再次在中国海岸出现。海禁200年的巨大损失在于“扼杀了中国民间航海贸易与面向东南海洋的移民拓疆的生机”。这正是西方完成地理大发现的200年。中国的海洋竞争力失去了，中国内陆政治势力与民间海商势力相互抵消。作者认为，这是中国的灾难，西方的机会。海禁是个历史性的错误。开海尽管还有机会，但重出海洋的中国海商与移民，一开始就陷入一种两难困境：没有政治组织军事武装，就无法挑战海外西方扩张势力；有政治组织军事武装，又无法见容于中国内陆政权，海禁迫使海商变为海盗，开海使海盗归位为海商。两者随着明代海洋的禁与开政策的变化，最后化为一体。郑芝龙是一个范例，由此，中国开了挑战外洋的先河，继郑和之后200年，郑芝龙“雄居海上”，重建远东水域的中国霸权。作者笔锋一转，再用其世界眼光剖析了郑成功的反清复明的历史意义，在世界格局中分析郑清冲突：一方面将民间海商力量与内陆政权不可调和地对立起来，另一方面又在与内陆不断的战事中牵制与消耗了本来可以进行海外扩张的中国海上力量。郑氏集团代表的中国海商武装力量被消灭，满清皇朝从本质上是一个保守封闭的内陆政权，其自身制度与理念中又不可能产生海外扩张的冲动，中国再次失去了竞争海上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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